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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ya1012 的博客

 
 
 

日志

 
 

钱伟长们留给我们的思考  

2010-08-03 01:23:41|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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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走了,几乎带走了那个时代他那一代所产生的一切。我的意思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 中国及其教育培养造就的那一代杰出的人才,随着钱伟长的去世几乎绝迹,可以说是钱伟长们的消失。

钱伟长那一代人的杰出,不是个别人的杰出,而是一代人的杰出。那一代杰出人才的出现不是特殊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像钱三强、钱学森、黄万里、王淦昌、邓稼先、叶企孙、赵忠尧、华罗庚、丁光训、朱光亚、彭恒武、黄昆、张文裕、严济慈、李四光、杨庭宝、梁思成等等,不一而足。那一代的杰出人才不止于自然科技界,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同样济济荟萃,其蓬勃如云蒸霞蔚。比如巴金、曹禺、沈雁冰、老舍、沈从文、冰心、汪曾祺、聂绀弩、吴祖光、黄药眠、朱光潜、梁漱溟、顾准、金岳霖、张东荪、钱钟书、陈序经、马寅初、储安平、查良铮(穆旦)、潘菽、林风眠、吴冠中等等,同样是不一而足。以上所列举的杰出人才还仅仅是在大陆的一部分。钱伟长们一代人的卓越说明什么?这是钱伟长们留给我们的思考之一。

钱伟长们的大量涌现,杰出人才的辈出,原因何在?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战乱动荡之中,内战不断,民不聊生,即使象牙塔一样的大学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当时的西南联大为例,  联大的校舍出奇的简陋,条件艰苦得惊人。校舍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除图书馆是瓦顶,教室是铁皮屋顶外,宿舍则用茅草覆顶。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如果下雨,雨打铁皮,学生无法听到老师讲课。教室里夏天犹如蒸笼,冬天则寒风穿堂入室,窗是用棉纸糊的。宿舍是土坯草屋,睡的是上下层双人床,室内灯光暗淡,一个大房子要住40人,那个双人床一排排地排满。遇上大雨,双层木床上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了用场。学生的衣着就更简单了,多数是退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遮住补了又补、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的破裤子。有些同学几个人合用一件长衫,谁进城就谁穿。在临时大学的时候,发件棉大衣,就这么勉强过冬。

在如此艰苦环境下,那时的教育,主要是那时的大学教育何以培养造就了大量的杰出的人才,原因在哪里呢?其实,用不着深入思考,结合那时的历史,答案正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虽然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其标志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融汇东西文化的文明优长于大学中。特别是“自由”这一文明和优长的融汇。教授治校就是大学的管理通过贯彻教授的智慧意志来实施,以教授治校防止政府行政权力对大学的干涉,从而维护和保障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还有就是,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那时,虽然有管制,有审查制,但它完全不能造成教授对失业的忧惧,不形成教授对自己独立思想,特别是和政府对立思想的恐惧。 教授迁徒的自由、择业的自由、学术思想出版的自由,顺应适合了并保障了教授在其无忧的谋生之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并担当起关怀社会,关爱大众的责任和使命。如果没有这些自由,连谋生都是问题,还有什么物质和精神能量顾及社会和大众?甚至道德的顾及都成问题。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出版的自由,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也是他们可以享受的阳光。学生可以各种形式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做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由此,我们自然联想到教育学术的精神,联大的教育学术精神是什么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有曰:“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也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即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兼容并包。学校当局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核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正是这种自治自由 兼容并包  的教育精神和办学原则,鼓励培养造就了那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钱伟长们走了,钱伟长们一样的杰出人才实实在在的成了我们的稀有之物。从自然科技界到文学艺术界杰出人才的青黄不接已然成了我们不愿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的窘境。钱伟长们一样的杰出人才怎么就会稀缺?杰出人才的青黄不接的尴尬窘境何以不期而至?这应该是钱伟长们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思考。

上个世纪49年建国之后,我们的教育并没有中断,而且,教育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并充实的,受教育 人数和受教育程度是大幅递增和提高的。数量可说是浩如烟海,但令人焦虑的是,质量,高质量的人才寥若晨星。以至就有了中国人愈来愈强烈的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的情结和“钱学森之问”。是啊,现时的教育怎么就培养造就不出来像钱伟长们一样的杰出人才呢?原因何在?其实,也用不着深入思考,联系眼下教育的现状,答案正在于现代文明的独立自由教育理念教育精神的缺失,或者说教育的实质发生了变化。从大学来说,“教授治校”被政府行政干预和严密的思想控制代替,大学的独立精神,思想学术出版等自由随之丧失。在强制要求和主流高度一致的环境下,在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分化瓦解、政治运动整治中,知识分子教授们,不断努力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思想价值观,不断努力或主动或被动的反省自责,不断努力或主动或被动的否定自己,洗心革面,以洗刷“原罪”,从灵魂深处痛改前非,爆发革命,重新做人,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一个意识形态里。这一唯一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和原则,无疑窒息了研究的创新、创新的开拓、真理的探索、探索的自由。不要说教授的迁徙和调动的自由了,甚至教授的谋生也一定授人以柄,自己无权也无法掌握支配。如此玩偶似的教授还凭什么独立自主?“听人劝,吃饱饭”也就成为必然。中国大学的独立自主自由的精神灵魂,就是这样逐渐丧失殆尽的。一点都不难想象,这样的精神理念体制下的教育怎么能够培养造就出杰出的人才,特别是大批具有独立自由民主思想的创新开拓型的杰出人才?中国高等教育远不尽如人意,初等教育更是黯淡。我们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主要的就是为了学生考试获取高分目的,尤其是高度重视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及升大学的考试。教育单位和教师以此为目的,家长和学生同样以此为目的。正如著名科学家丘成桐日前表示的,中国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训练他们为高考做准备,在学校里老师帮学生猜高考题目,学生照着模型去练习,完全埋没了人的创新能力。埋没学生的创新能力,更扼杀学生的独立思维精神和独特的个性,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有早先的韩寒,近期的有李红豪。华中师大一附中学生李红豪,因为在一次语文考试中,以《草见人命》为题写了一篇作文,措辞激烈地抨击现行教育弊端,而被班主任老师要求反思,“思想没有改变,就不许进教室上课”。从此,李红豪14个月没有踏进教室(7月5日《武汉晨报》)。发生在华中师大一附中的这种明显违背现代教育理念和精神的,甚至明显侵犯学生权利的事件本身恰恰印证了李红豪在《草见人命》一文中的判断“在学校里这种情况(专制主义)更是登峰造极。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这样的教育,培养塑造的不是人,而是在制造没有独立思想的“材”,是在制造没有个性而驯服的工具、产品。它和培养造就杰出人才所要求从事的文明而伟大的教育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窒息了创新性,就窒息了杰出人才。窒息了创新性,即使有了杰出人才也将被扼杀。而创新性一定要靠具有独立自主自由包容精神灵魂的文明教育。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教育、学习、研究、探索,是创新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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